“再建三十年”高峰论坛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7-1

　　编者按

　　30年前，改革的决策者毅然打破了中华大地持续了太久的封闭“平衡”状态，在改革的共识下，各种社会力量释放出了巨大的发展能量。而中国式改革与世界经济潮流的良性互动更是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崭新的元素，以华晨宝马公司为代表的优秀合资公司就是中外经济交流互动的具体成果。30年后的今天，当中国经济再次站到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更多的“失衡性”问题，中国经济的参与者都在思考着如何重新凝聚力量，破解中国经济长久繁荣的历史性课题。作为中国经营报社改革开放系列论坛的第三期，本报联合华晨宝马于6月25日举办了“再建三十年”高峰论坛，邀请了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洪银兴等五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为我们勾勒下一个30年的繁荣图景。

 

　　刘伟：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关键问题

 

　　今天我想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30年；第二个问题，中国未来30年，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第三个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到底出现了哪些失衡；最后一个问题是实现未来高速增长需要创造的基本经济条件。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毫无疑问这个30年，是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文明进步历史上空前的30年。这个变化最根本的动因，我想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活力。

　　但是，这里首先有一个坏问题，我们看经济史上享受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似乎不仅仅是中国。英国人在产业革命前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保持了70年，美国人在进入工业化加速的时候，它的经济高速增长保持46年，二次大战之后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保持了29年，韩国保持了有25年左右。

　　不过这些国家的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他们大部分都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的改造。中国同样是经过了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回头来看，跟国际社会对比来看，突然发现我们发现工业化、城市化、还有很遥远的距离。因此这个坏问题背后潜在的好问题就是经过了30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仍然有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这样就可以打破西方所说的东亚经济高速增长只能持续二十几年的极限论这个假说。

　　那么中国今后30年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算过一笔账，到201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人均GDP比公元2000年翻一番，是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20年GDP翻两番，达到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把它叫做全面小康社会。到2030年，比公元2000年将增长10倍，达到当代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

　　下面我们讲第三个问题：经济增长到现在的这个阶段，宏观经济失衡和经济政策有哪些新的复杂性和特点。

　　这个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从总需求来看，结构性的失衡矛盾突出。投资需求增长显然过快，消费需求的增长显然相对不足。中国已经连续60多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年增长率都在24%以上，由此导致的煤、电、运、油的整个产业链全面紧张的局面，在当前不仅是统计数据的显示，也是现实生活的印证。

　　第二个方面的失衡，就是我们现在既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又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通胀的压力不用多讲，通货紧缩在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的困扰实际上没有解除。通缩的要害是失业率居高不下，产能过剩。1998年~2002年中国平均增长速度是7.3%，当时城市登记的失业人口500多万，登记的失业率2.3%左右，去年我们公布的城市登记失业人口1000多万，城市登记失业率超过4%，今年我们控制的政策目标也是力争不超过5%，即使这样，也几乎是提高了一倍。

　　第三方面的特点，就是内外经济，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的失衡之间相互影响程度大大提高。我们现在的调控淡化总量政策，强化结构政策，不像1997年召开十五大的时候，我们讲得很清楚，九五期间适度紧缩，保持不变。不像召开十六大的时候，讲的十五期间扩大内需，保持不变。我们现在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如果扩张的话，对解决失业有帮助，但是通货膨胀会是个问题。如果是紧缩的话，对解决通胀有帮助，但是失业就会成为问题，进退两难。现在的宏观政策叫做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区别对待就是歧视性调控，是权宜之计，但是长久是有问题的。

　　最后讲一下实现中国高速增长需要创造的基本经济条件。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为5.5%，但是中国整个的能源消耗大体上相当于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在未来30年，中国的资源支持不了持续高速增长，所以未来的根本就是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到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西方包括克鲁格曼等等关注中国未来30年高速增长的学者，他们怀疑中国未来30年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毫无疑问，人家提出一个警示，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的确要转变，而这种转变的根本在于制度创新，就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以此推动效率，推动发展。相信未来的30年，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市场化的深入，推动中国的技术创新，使我们的未来3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可能变成现实。

 

　　未来改革应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

 

　　◆本报记者周丽敏北京报道

　　《中国经营报》：30年前，邓小平发起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但中国经济改革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范围的反思和探讨。你如何评价中国30年改革的成败得失？在这30年的进程中，你认为最成功的和最失败的是什么？

　　刘伟：改革30年到今天与30年前提出的改革开放内容的内涵有了根本的变革。因为今天国内的体制背景、经济发展背景和国际的发展环境与30年前都有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人发生了变化，而人是改革的主体。所以我们现在提出继续改革的动力是什么、改革的对象是什么、改革依靠什么、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改革的主要难点是什么、改革的基本方式和基本路径是什么？这些与30年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改革内容的变化，改革对社会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从而改革自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对它的各种各样的评价就是源于这些变化。

　　我认为有八个变化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和考虑，这里我重点谈一下改革中心环节的变化。30年前提出改革开放是以企业改革为核心，当时的背景下，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核心，当时我国工商业企业资产占到了国民比重的87％。而中心环节是决定整个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这个命题的提出在当时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的调整的核心环节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重点调整中央和地方的集权、分权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条块之争”。在苏联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地方几乎没有权力和独立的经济体，中央各部委对地方的管理是垂直关系，我们称作这种体制叫“部门主义”。中国当时没有采用这种方式，毛泽东当时撰文《论十大关系》指出，要全面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这种经济体制比“部门主义”要灵活很多，但它的弊端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发生冲突。也就是说，30年前对企业改革的主要核心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归属问题，而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而新时期提出的继续改革开放不是企业的划分归属问题，而是企业制度的变化，这与改革的深度和广泛性完全不同了。30年前提出以企业改革为核心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但是今天还继续提出要以企业改革为核心恐怕就很难成立了。今天，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到底是以企业改革为核心还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我们应该自问。因为社会的主体就三个部分：一是家庭，二是企业，三是政府。30年前是企业改革为核心，通过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完成了“抓大放小”，也就是说这种疾风暴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过去是政府主导改革企业，现在恐怕到了社会主导改革政府的阶段。

　　未来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阻碍恐怕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的改革，他怎么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当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不是应该达成一个转变的共识，这其实是个很大的分歧，到底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还是以政府体制改革为中心环节，另外如果真的达成转变共识，那么就真正上升到以生产关系推动上层建筑了。

 

　　魏杰：未来30年企业的改革路径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企业改革的问题。企业改革是中国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所以在纪念改革30年的时候，各个方面都在研究中国企业过去的30年，也在预测中国企业未来的30年。

　　我们最近研究的结果，对未来30年中国企业的形态有一个判断，提了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就是中国企业将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1999年，我们建立了一个中国企业成本分析系统，跟踪中国企业成本的变化，其中通过对从1978年到1998年间中国企业成本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企业竞争力主要来自于低成本。但是从2004年开始，中国低成本时代似乎已经开始在转向高成本时期，所以企业成本优势在不断丧失。按照我们现在的分析，估计到2010年，中国企业竞争不可能再靠成本优势。当成本优势丧失之后，中国企业只有转向技术优势，才是唯一的出路。

　　但是，企业怎么样进行技术创新呢？我们认为，中国企业要获得技术优势，应该有三个条件：第一国家经济战略的调整，国家应该大幅度地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给予强大的支持。我们研究过许多发达国家，发现发达国家的政府对企业干预很少，基本不干预。但是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植帮助很大。比如美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如果符合战略要求的话，投资可以抵税甚至可以退税。我们国家为了推动国家的技术创新，应该考虑这些问题。

　　怎么样实现技术优势的第二条，就是产业结构必须进行大规模调整。当一个国家的企业进入技术创新加速期的时候，它的整个产业战略，跟依靠成本优势的结构差距非常大，产业结构必须适合于这种企业的技术创新。这是对未来中国企业30年的第一个判断。

　　对未来中国企业30年的第二个判断，是要从非规范竞争转向有效竞争。最近我们在分析资本回报率的时候，有一个分析影响中国企业的要素，哪些要素涉及到影响中国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我们竟然发现一个问题，80%的企业的利润增长和三个要素有关：一个是垄断，垄断型企业利润最高。第二是市场准入的优惠条件。别人不能干这个事你能干，所以你的利润就会很高。第三是要素获取上的优惠，比如说房地产业。通过对这三个因素的分析，说明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企业虽然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非规范竞争的状况也很多，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后来我们通过分析发现，可能与中国改革的路径有关。中国叫渐进式的改革，这个意思就是给企业并没有一开始提供非常完善的外部环境，而是不断一点点地放开这个环境。所以每次改革企业虽然获得巨大的进步，但是每一次改革给企业带来的外部环境都有很多体制和政策的漏洞，这样一来就导致人们喜欢从体制的弊端和漏洞中寻找自己的经营方向，导致利润不一定和竞争力有直接联系的结果。很显然，随着发展这个状况将会得到进一步改革。

　　所以我想我们未来的企业可能更多地关注有效竞争的问题。有效竞争主要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行竞争。怎么样获得核心竞争力，我们的研究发现，和企业的三大核心问题有关。

　　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企业制度问题。那就是企业制度必须再度创新。第二个内容就是企业战略问题。如果中国的企业战略不调整的话，最终的结果，中国企业很难获得这种核心竞争力。第三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整个企业价值理念不转向现代企业的话，很难获得核心竞争力。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企业走向有效竞争，关键是获得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获得，涉及到企业的制度问题、企业战略问题和企业文化问题。这是中国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这是我们对未来企业30年的第二个结论。

　　对中国企业未来30年的第三个结论，就是从单纯的利润型企业要转向责任企业。

　　我们围绕纪念30年，做了一个庞大的调查，调查当中，有公众对企业的评价。其中我们发现未来的企业评价当中，对责任企业的期望是最高的。我感觉到现在消费者主权很厉害，这要求中国的企业家，必须在未来30年不断提升，才能保证中国企业转型。企业要正确对待财富，它是运作和拥有财富的阶层，正确对待财富是这种企业转型的关键问题。怎么样正确对待财富，我提出五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拥有财富千万不要无视法律；第二条标准，拥有财富千万不要无视人权；第三条拥有财富千万不要无视责任，财富来了，责任就来了；第四条标准，拥有财富千万不要无视学习，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任何人都要学习，千万不要无视学习的问题；第五条标准，拥有财富千万不要无视使命。

　　如果以上五条标准我们可以做到的话，那么中国企业会在未来30年，从原有的单纯的利润型企业将转向责任企业。

　　这就是我们对中国企业未来30年的三个判断。我想如果这三条我们可以实现的话，那么中国企业在未来的30年，还会像已经过去的30年一样，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福音，我们也祝福中国企业在未来可以正确对待三个挑战，完成自己的真正转型，最后造福于中国的社会发展。

 

　　陈淮：构建新的住房消费模式

 

　　从1999年到2007年这7年时间里，每年中国城镇住房竣工总面积都相当于1949年到1979年居民住房总面积之和，这个9年中我们给老百姓盖的房子，相当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总量。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建过这么多的房子，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给数亿居民这么大规模的住房条件改善，但是还不够，远远不够。

　　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的城镇化方兴未艾，刚刚拉开帷幕，大家喜欢用美国的房价收入比，欧洲的房价收入比，跟中国比较。但是不能忽视的前提是，这些发达国家，它的城镇化已经基本完成，完成的标志是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城市规模相对稳定，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分布结构已经相对稳定。而中国正相反，我们正处在一个人口向城镇集中、集约居住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在过去3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增长了200%还多，这仅仅是在城镇当中居住三年以上，还不包括没报户口的流动人口，未来20年，我们保守推算的话，还将有将近3亿农村人口要迁移到城市，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达到8.5亿。事实上我们不仅需要住房，还需要大型的公共建筑，还需要大量的配套设施和基础设施。因此中国的城镇化远没有完成。

　　第二个不同点是，跟发达国家相比的是我们现在从最富的人，到最穷的人，都对住房提出需求。中国的富人，现在买房最冲动，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买得起房和要买房的人，占的群体最大。中国的低端收入者老百姓和穷人，改善住房的要求最迫切。我们中国当前的市场上，一方面建房的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但是仍然和老百姓需求差距非常巨大。我们未来3~5年，在完善商品房市场的同时，我们要把更多的资源集中在为低端老百姓改善住房上，优先改善那些在过去30年中没有改善，或者改善甚少的群体。在未来2~3年，或者略长一段时间，让他们优先得到改善。

　　在简单叙述了我们目前资源可供量的基本情况后，不大可能设想，未来几年中国在住房建设供应量能够比现在翻番。无论是土地、能源、钢铁、灰沙石，还有我们的投资规模和银行的风险能力，都不可能达到。进一步来说，从沿海大城市的住房建设为主，向中小城镇发展，将是未来5~8年时间内中国住房建设的主要议题。在未来10~20年周期的时候，我们的住房建设将进入新一轮以改造、更新、优化配置、老百姓拥有资产的要求，将更为迫切。我们现有的住房中，尽管已经有了总规模不小的190亿左右平方米的城镇住房总量，但是我们的住房当中，能够满足我们国家资源约束要求的，能够节能技术进步水平的，占的比重非常小。在未来20到30年我们住房改造的任务，节约资源的任务，将极为迫切。

　　因此中央明确提出，要建立引导健康文明的住房消费模式。要节制奢侈性的住房要求，对奢侈性住房需求严格控制和抑制，对享受性的住房需求，采取不鼓励或者适当控制。比如说大户型，我们将来在税收政策上将体现它的控制要求，对奢侈性的大别墅，可能以后在中国的城市住房建设中，将处于严格严控和基本不建，或者少建的过程。因为我们土地资源、水资源，以及我们的能源都很难满足要求。

　　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前列的时候，北京人均GDP才不过是东京的1/8，纽约的1/7。我们不能指望住房消费水平脱离我们经济发展的阶段，脱离中国资源的限制，脱离老百姓经济的增长过度超前，这是我们未来30年住房建设和住房政策中格外注重的部分。

　　但是我们仍然对未来30年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还有城市化中住房建设的发展充满信心和乐观。一是因为中国的城镇居民，在过去10年里面，是全世界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在这个阶段人民的收入增长10%，引起的住房消费能力的增长，可能达到30%或50%。第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消费结构正在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关注的焦点，已经落脚在住和行上。更重要的是社会价值观取向有两个重要的变化可以称为天翻地覆，第一个有产成为社会鼓励的目标。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文件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更多地拥有财产性收入，老百姓不仅要有房子住，而且我们要实现所有人都有房子住，而且要实现大多数人有自己的房子。 第二我们鼓励人们追求现实幸福。20年或者30年前，或者再早一点时间，你表达你想住大房子、好房子的时候，你一定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一定是应当受到社会摒弃和批判的思想。现在我们鼓励人们追求现实幸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些大的变化都将给我们未来20年的住房改善和市场发展带来很好的支撑。消费结构的客观需求和人们社会价值观变化的主观取向两个因素，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30年，中国的住房建设和房地产市场，还将保持兴旺发达的标志。

 

　　樊纲：中国经济的调整还未到头

 

　　专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

　　◆本报记者刘晓午北京报道

　　自200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并执行从紧货币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度过了复杂且难忘的2008年上半年。

　　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加大，国油价不断创纪录，股市和楼市下跌，经济增速回落……值此尖锋时刻，中国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人的讨论和重估。

　　6月25日下午，在参加完“再建30年高峰论坛”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详述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和宏观调控政策走向。

　　主要问题还是通货膨胀

　　《中国经营报》：中国经济从2007第二季度见顶，之后不断回落至今；与之相随的是，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在你看来，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樊纲：显然不是经济增速回落的问题，我们这两年这么多政策，包括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包括出口退税政策，不就是想让经济增长率降下来吗？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还是通货膨胀。如果通胀形成趋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事情，都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中国经营报》：不过，许多机构预测，在5月CPI回落到7.7%之后，由于食品价格的回落，随后的6月和7月CPI会继续回落，你认为未来通胀压力还会很大吗？

　　樊纲：CPI指数会下去，是一个好消息。从逻辑上说，食品价格也该企稳了。但是要看到中国经济有很多价格扭曲的地方需要调整，特别是能源价格。而且世界能源价格也在不断上涨，现在还看不到头。

　　在这样的趋势下，如果能源价格长期扭曲，会对国内的供给造成很大的压力。我个人希望，食品价格如果能够稳定下来，利用这个空间，可以调整能源价格，包括电力价格，及早解决中国经济当中的资源价格扭曲问题。以此来稳定需求，来促进经济结构的转换。

　　总体来看，我们食品的供求关系是平衡的，因此长期来讲，也不是什么大的危机问题。但是由于我们供求关系比较平衡，农产品(20.00,-0.26,-1.28%,价格上涨幅度比较小，就和国际农产品价格拉开了一定的差距，这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农产品价格在上涨。这使得粮食进出口关系受到了扭曲，将来就要采取更多的办法来控制出口，才能稳定国内的供求关系。在今后几年，我们要逐步使得粮食产品也跟国际粮食价格趋同。

　　现在要治理环境，增加社保，货币还需要升值，这些都会提高企业成本，有可能进一步推动价格上涨。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就可能产生通货膨胀预期，如果这种预期一旦形成了，就很危险。通货膨胀高一点，低一点，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人们的预期形成一种不断攀升的趋势，就会出现风险。

　　我觉得，中国经济最大的危险，就是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可能导致的各种风险。所以要把通货膨胀当成现在的首要问题，要从方方面面防止通货膨胀预期导致的循环加价和恶性循环的通货膨胀。

 

　　能源价格改革已经滞后

 

　　《中国经营报》：赶在早稻收割完之前，6月20日，国家发改委提高了成品油价和电价，幅度在18%左右，这是否加大了未来通胀的压力？

　　樊纲：油价上涨会推高PPI。过去，我们的企业消化了很多PPI到CPI中间的传导过程。在生产环节上，企业改进了生产效率。今后，我们希望进一步消化。但是在这么迅猛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背景下，我们要有思想准备，PPI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会传导到CPI上去。

　　《中国经营报》：这次能源调价，似乎比市场预期的要早？

　　樊纲：不是早了，在我们看来，已经是滞后了。大家都预期等到奥运会后调，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要等奥运会后调呢？国际市场形势变化这么多。国际油价上涨，可不等奥运会。如果因为奥运会耽误了时间，油价不调整，那个时候出现问题，油都加不上，要排队，夏天没电了，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这次调了油价和电价后，我们现在与国际成品油价格还有40%的差距。所以我们成品油出口的压力和国内加工亏损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中国经营报》：但为什么不在去年原油价格每桶50美元、60美元时加大能源价格调整呢？

　　樊纲：在去年石油50、60美元每桶的时候，成品油价是调了的。后来食品价格上涨，为了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结果把油价压下来了。煤价一直在涨，只有电价是真正的多年不涨。在去年食品价格上涨以后，我们不应该停止油料价格调整的步伐。而且早就应该调电价了，然后把煤电的关系理顺，我们就不会出现扭曲的问题了。

 

　　政府应尊重市场规律

 

　　《中国经营报》：到今年6月份，中国股市的跌幅已经超过50%，一些地方的楼市价格也开始下跌，你认为现在股市和楼市调整是否已经充分？

　　樊纲：股市和楼市有自己的规律，这是市场决定的事情。过去哪个地方楼价涨得多，调整的幅度就会深一点；过去哪个地方楼价没怎么涨，那么就不需要调整。我的基本看法是，早调比晚调好。如果都不调，现在都奔着一万点，市盈率从60倍推到100倍，推到奥运会后再调，那会更惨，股民被套得会更深，受损失的股民会更多。

　　《中国经营报》：现在有部分人士在呼吁政府出面托市，你如何看？

　　樊纲：市场调整不是政府所能决定的。这一次托完了，再跌怎么办？以前大家不是批评政府救市吗？现在又要政府来干预了。所以政府应该管自己的事情，加强监管。宏观调控和货币调控应该针对整个宏观经济，股市没有什么政策，只有监管制度。

　　政府应当遵重市场规律，市场人士更应该尊重市场规律。现在要认识到市场规律是什么？市场有大泡沫的话，调整的过程，可能就是一个矫枉过正的过程，不是说停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就完了。现在很多人的心态是什么？等着政府来托市，托完市后就解套就跑。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托市？

 

　　从紧货币政策松动要相机行事

 

　　《中国经营报》：现在来看，许多经济指标，包括出口、实际投资增速都在往下走，业界认为从紧货币政策应当松手了，你如何看？

　　樊纲：我同意宏观政策应该随着情况变化而不断调整。但是至少在现在，我们还不是调整已经到头了，中国经济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我们GDP还有10%以上的增长，全年还有2500、2600亿美元的顺差。所以，从紧货币政策的松动与否，还要看6月份和下面几个月的情况和变化。

　　《中国经营报》：在5月经济数据出台之前，央行就大幅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看起来，似乎意味着从紧货币政策更为紧缩？未来央行会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吗？

　　樊纲：M2增长速度太快了，外汇进来太多了，要使它稳定在16%~18%的水平，我们就得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要不调，就超20%了。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不是使货币政策更从紧，现在很多解释说这是一个更紧的货币政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为了把增加的国际游资，增加的外汇储备，导致的货币增发部分收回去、对冲掉。为了保持一个稳定的货币增长，把多的东西收回。我们是不是在今后几个月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要看未来的外资流入和外汇储备的情况。

 

 

　　媒体互动

　　《中国经营报》总编辑李佩钰

　　宝马集团客户事务部总监马静华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公关部代总监孟庆如

　　记者：请问金碚社长，改革开放30年了，到这个阶段，政策层面好像逼迫企业再升级，但是产业升级的同时，造成很高的失业率，对于这些矛盾，你认为该怎么解决呢？

　　金碚：前3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确实得益于很多生产要素，低成本，包括环境投入，包括劳动者收入比较低，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各种生产成本的要素再提高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产生有两个方面因素。第一个方面的因素是国内，我们经过了30年的增长之后，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环境保护，比如说资源，比如说劳动者收入等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一定会提到议程上来。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随着中国的开放，国外的一些因素也开始影响到中国的政策。所以现在我也多次地听到一些反映，特别是从去年以来，企业的经营环境在迅速地趋紧。第一个抱怨就是说从去年以来到现在，使得企业成本增长的政策出台的比较集中。第二个抱怨就是说有一些政策的出台过快，企业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

　　现在一些企业反映，政策从颁布到实行的时间太短，企业可能没有力量能够消化掉。特别是对一些出口企业来说，当时订单签订的时候只是考虑到当时政策的情况。现在政策突然改变了，可能会导致短期内出现问题。

　　但是我想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来观察这个现象，我们的政策操作本身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国经济增长30年的根本动因，是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而且是勇敢地参与了市场竞争。中国企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在竞争中提高了自己的竞争能力。

　　将来30年中国的企业如果要继续成长发展，它还要继续地依靠增强竞争能力。对于中国企业最终消化自己成本上升的因素，能够继续获得竞争力，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像中国的企业，中国人这样勇敢地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愿意为参与市场竞争付出代价，辛勤地劳动，这样一种国家文化，在全世界的很多国家都是不具备的。

　　记者：请问魏杰教授，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很多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包括联想，有很多国际的企业走进来，比如说此次论坛的赞助商宝马。我想请你谈一下，关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和国际企业中国化这方面的分析和展望？

　　魏杰： 现在我们中国企业国际化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在成功的企业中间，比如说像联想现在也很苦恼，因为中国人把它当做外国企业，外国企业觉得它是中国企业。最近我们一直讨论，中国国际化进程中间的企业定性问题，怎么定性？你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实际上都成为大的问题。

　　又比如，在中国，工会不是问题，在国外工会首先是问题，外国的工会会跟你谈判。所以我估计可能这个混合过程中间，需要对你将要进入的国家有一个法律体系的适应。当然进入中国的企业也要考虑中国的环境、中国的法律体系。这是不断磨合的过程，这个磨合可能是长期的，因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法律体系都不一样。所有国家的企业经营环境都不可能是一样的。那么这样一来，可能有一个不断地磨合和整合的过程。不过按照目前国际上的准则来讲，那就是中国企业进入某个国家，当然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和经济环境。那么我们也要求进入中国的企业也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体系。所以未来判断只能以你所进入国家的法律体系和金融环境为基础，而不能把本国的法律体系和金融环境带到这个国家，那是不可能的。

 

　　洪银兴：中国的城市化要有现代定义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一大成就就是城市化，还有其所推动的现代化。过去的30年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城市化起到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未来的30年，我们的城市化要向更大的范围扩展，要有更高水平的提升。

　　我认为，我们的城市化应该有一个不同的定义，现在通常讲到城市化，实际上用的是经济定义，总是强调农村人口，还有城市人口的定义。我认为这个定义在初级阶段确实是有意义的，但是进一步的发展中间，我们的城市化应该有一个现代的定义。

　　从2005年的数字来看，我们全国的城市化率达到43%，目前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78%，中等收入国家达到61%。但是，我想指出一个问题，我们城市化不能单纯地追求这个比例。这个比例不能反映我们整个的城市化道路。

　　现在普遍存在的地区差距我认为主要是在城市化率的地区差距上，东部地区达到53%，中部地区达到37%，西部地区达到35%，意味着我们目前城市化的区域差别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地区差距的根本原因。

　　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城市化率的差别？我想主要是城市供给的差别，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研究城市供给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讨论城市关键是要注意到城市是干什么的，它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聚集地。为什么长江三角洲地区生活水平高，原因是城市多，城市大，城市功能强，因此具有吸纳和集聚要素的能力。而一些地区落后的原因，是城市太少，城市太小，城市功能太弱，没有力量吸纳和集聚要素。

　　现在解决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等问题，我认为关键是这些地区要增加城市供给，如果这些地区城市供给不足，吸引生产要素、吸引经济能量就没有有效的载体，聚集不起经济能量，也就缺乏区域发展的中心。

　　因此消除地区差别必须要增加落后地区的城市供给，要建设新的城市，做大现有城市。

　　增加城市供给，我认为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是城市的现代化，第二是城镇的城市化。

　　我们先看城镇城市化。沿海发达地区一开始的城镇化走的是分散型道路，我们用城城联合，村村贸易来形容它。现在的主要做法是把工业区、开发区搬到农村，但是开发区搬进去以后基本上不具有城市功能。因此未来30年我们必须要研究东部地区的城镇怎么样才能提升为城市的问题。城镇城市化要求的是城镇的集中，一方面需要合并城镇，把这些分散的城镇集聚。还有就是我们的服务业怎么样能够向中心城镇集中的问题。要使我们的城镇成为一个城市，必须解决它要比过去能够承载更高的产业转移的问题，能够具有市场的功能，能够建设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服务设施，这也是我们苏南地区的城镇要解决的它自身的城市化问题。

　　另外就是现有的城市如何现代化。我们在苏南发现一个现象，叫弱市强县，就是原来的中心城市的发展不如县市，原因是我们现有的许多中心城市和县城一样都是在发展制造业，因此城市现代化的一个内容，就是它的许多原来的功能，特别是制造业中心的功能，实际上可以转到城镇，这个时候城市应该及时转型。城市的转型就是城市的现代化过程。现有的城市必须考虑如何强化它的科技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如何强化它的区域中心的功能，如何强化它的现代化的功能。

　　我想今后中心城市的现代化，不应该是住房聚集在中心城市的问题。我们的中心城市应该聚集先进的生产要素，聚集先进产业，聚集一些先进的研发中心，聚集公司总部和营销中心。

　　现在我们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化并不是人口和要素单向地流向城市，在城市具有发展的中心地位后，城市化就要转向，就是要推进城市的现代要素向农村扩散，农村成为城市化所要“化”的重点。在城市化基础上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提升农村发展水平，因此我认为在未来的30年中，中国的一个重要走向是农村和农民发展水平的提升，是城乡生活的基础条件和环境趋向一致，这是未来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内容。

　　新苏南模式的启示

　　◆本报记者张岩铭北京报道

　　改革开放30年来，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和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曾并肩领全国改革成果之先。

　　在下一个经济发展周期，新苏南模式是否具有向全国推广的可能？该如何突破？在本报举行“再建三十年”论坛之时，记者专访了洪银兴教授。

 

　　强政府强市场更有活力

 

　　《中国经营报》：与温州的“小政府和大市场”比起来，你曾经说过苏南模式是“强政府强市场”，两种模式谁更有活力？

　　洪银兴：两个地方的开放程度都很高。但我个人更认可苏南模式。在现阶段，温州在全球做贸易，出去的主要是皮带、鞋、打火机等小商品，靠低价取胜，现在会遇到很多非关税壁垒，因为其技术含量低。

　　而苏南出口的产品大部分是和外商合资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高。有一个数据，现在世界500强的企业已经有2/3进入江苏。全世界2/3的手提电脑都是苏州制造，鼠标也有超过1/2在苏州制造。

　　《中国经营报》：苏南是强政府，为什么还能有一个强市场？

　　洪银兴：强政府和强市场各自作用于不同的层面。

　　在苏南，搞经济建设、经营管理，政府不管。政府的任务是维持一个非常强大法制环境。如昆山，就是先搞好环境。公平和诚信对企业更有说服力，北大张维迎教授他们做过一个调查，调查全国不同区域对外资企业的诚信度，调查的结果是，外资企业反映昆山的诚信度最高。

　　另外，我认为，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的建立对苏州的整个行政管理都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简单来说，强政府的作用就是营造一个好的法制环境，并规划好公共产品。经过近30年的发展，苏南地区的发展水平有几个明显的领先：以苏州为例，2007年人均GDP达9万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26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300元，城乡收入差距为2∶1。

　　苏南模式新演进 从人均GDP到地均GDP

　　《中国经营报》：现阶段，苏南模式是否遇到了一些瓶颈？

　　洪银兴：模式自身发展的瓶颈并不大。真正的问题在于增长方式。苏南地区在开始发展经济的时候，大多是粗放型的。现在经济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起来，环境、生态问题，高投入、低收益、产业同质竞争的问题就都暴露出来了。去年大规模爆发的太湖蓝藻问题就值得重视。

　　新苏南模式就是要在发展方式方面进行转变。现在除了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富裕人民外，另外一个问题是，未来是否能可持续发展？

　　这涉及到国土规模的限制。在我看来，以后要用一个地均GDP的概念。即每一单位GDP占有多少土地。工业化水平提高后，苏南地区的非农土地使用受到限制。我有过一个研究，截至2006年年底，长三角建设用地占国土面积比例（不含水面）已高达17.4％，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13％的比例。结合环境、生态承受能力，长三角建设用地已达到极限。增长方式亟待转变。

　　《中国经营报》：你观察到苏南地区现在还有哪些新的趋势？

　　洪银兴：现在我关注到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各地都在“争大学”。他们正在用当年引进外资的劲头引进大学，引进大学的研发中心。苏南拥有极好的人才储备，江苏有300多所大学，是全国拥有大学最多的省份。国家211工程中，江苏就有15所大学。

　　如我们南京大学在苏州就搞了研究生院。当地政府把大楼建好，我们过去招研究生。我注意到，在我们当地研究生院的隔壁，就是其他高校和中科院的一个纳米中心。从当地的这些举动可以看出，地方正在通过吸引大学的研究成果，并在当地把成果产业化。为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提供产业创新支持。（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陈伟、研究院慕蓉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本版照片为茅硕摄影）